韩国央行为何罕见地“插手”教育？

　　韩国央行38个月以来首次放宽货币政策。

　　10月11日，韩国央行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由3.5%降至3.25%，这是韩国央行38个月以来首次放宽货币政策。

　　韩国央行表示，这一决定是考虑到当前韩国通货膨胀呈现明显的稳定趋势，家庭债务的增长开始放缓，外汇市场的风险也有所缓解。

　　大华银行分析师何为真（Ho Woei Chen）表示：“尽管降息的宏观经济条件越来越明显，但韩国央行出于对金融稳定的考虑，尤其是担心降息可能刺激房地产市场，仍在谨慎行事。”他预计韩国央行将在明年第一季度再次降息25个基点。

　　为应对房地产过热，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上个月在接受采访时提出了一个“激进的解决方案”，对首尔江南区的大学招生人数设定上限。此前韩国央行还发布了一份报告，高考过度竞争正在引发私人教育负担过重、教育机会不平等加剧、人口向大城市集中和出生率低等社会问题，呼吁一些顶尖大学按各个地区学龄人口比例自愿确定大部分招生名额。

　　韩国央行为何罕见地“插手”教育？

　　“不在江南，就基本得不到”

　　居住在韩国首尔市江南区大峙洞的金尚穆一家是韩国典型的中产阶层，丈夫在韩国政府旗下的一家公共机关工作，妻子则选择放弃工作，专心陪读正在上高中的独子。

　　由于韩国政府推出的地方平衡发展政策，2016年，金尚穆所在的机关总部从首尔搬迁至距离首尔150公里的地方城市。尽管机关提供了一些住房补贴以鼓励员工搬家，金尚穆还是选择将妻儿留在首尔。

　　“我们机关所在的城市，在韩国来讲还不算最落后的城市，但即便如此，在公务员聚集的一些小区，一到周末就成为了空城，完全落户的比例还不到四成，甚至还有一些同事每天从首尔通勤，而绝大多数选择奔波的同事的根本原因，还是小孩的教育问题。”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在韩国，类似于金尚穆一家，为了孩子的教育问题不惜做“周末夫妻”的家庭并不在少数。根据韩国统计厅的最新数据，2022年韩国共有70万户夫妻处于分离或半分离状态，占到全体韩国夫妻数量的近12%，且每年仍以近2万户的比例增加；而根据韩国第一大就业招聘网站JOBKOREA的调查显示，在夫妻已经分居或考虑分居的家庭中，近五成的原因为子女教育资源的不均衡。

　　但即便在首尔，教育资源的分配也不均衡，在韩国，有种说法叫“江南8学区”。这是因为首尔地区学校被划分为11个学区，其中江南区和瑞草区两区属于第8学区。而1970年代开发江南区时，为了吸引高等人才在此购房，首尔市政府将城区的名牌中学集体迁往此地，进而形成了所谓的“江南8学区”。

　　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韩国最高学府国立首尔大学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来自“江南8学区”高中的毕业生占比为10.4%。

　　位于“江南8学区”中央的大峙洞区以培训班密集而闻名，在那附近，每天晚上都能看到疲惫奔波的高中生，路边则停满了家长接孩子的车或补习班的班车。据韩国媒体统计，截至去年5月，大峙洞区培训班数量已达到1600多家，整个首尔市的补习班总数更是达到2.4万家，是便利店数量的三倍以上。

　　顶尖的教育资源也推动了该地区的高房价。尽管自今年6月以来，首尔公寓价格上涨趋势已有所放缓，但江南区公寓平均交易额仍在上涨。

　　以位于大峙洞的“银马公寓”小区为例，尽管建于1970年代的小区在高层大厦中间略显破旧，但因为其周边的教育环境，一套专有面积85平方米的公寓实际交易价格约在30亿韩元（约合人民币1570万元），不仅与江南其他地区的新房没有大的差异，比首尔全市的平均房价高出数十倍之多。

　　李昌镛表示，家长们对聚集在江南区的补习老师和高考顾问的激烈竞争，推高了房价和借贷，加剧了不平等，导致地方人口减少。“首尔的富人从孩子六岁起就送他们去补习班，为上大学做准备。与此同时，有工作的女性决定留在家里，只为让孩子接受教育。这种激烈的竞争正在损害经济，让每个人都不开心。”

　　奔波两地的金尚穆无奈地表示，虽然在江南的生活成本很高，但为了江南地区的学习氛围，也为了及时高考招生信息以应对不断变化的高考制度，顺利进入理想学校，甚至实现阶级跃升，他的妻儿仍居住在江南。

　　“（这些）不在江南，就基本得不到”。他补充道。

　　大学录取“配额制”能奏效吗

　　对于李昌镛提出的按地区学生比例分配录取名额的做法，汉阳大学教育学教授朴柱浩表示：“这种措施几乎不可能实施，尤其是在私立大学。由于招生决定权在各大学手中，因此实施配额将侵犯其自主权。”

　　一位在韩国政策研究机构工作的业内人士也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种做法是对于首尔学生的逆向歧视。“由于目前的韩国高校多采取自主招生制度，这意味着在校内的平时成绩更为重要，而江南的学生为了保持自己的成绩需要更加努力学习，那么我认为采取了更广泛的配额制之后，面对付出更多努力的首尔学生将是逆向歧视，甚至会存在侵害学生基本权利而违宪的风险。”

　　近年来，韩国政府曾多次尝试缓解教育资源的不均衡，但效果并不理想。

　　韩国高丽大学经济系教授李国宪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为了解决这类问题，高校扩大了自主招生比例，还开设农村地区特殊招生制度，同时要求培训班在夜间自主结束营业，目前韩国前十名的名牌高校自主招生生源比例更是接近七成，其中有两成生源来自农村地区高中。

　　然而，这不仅没有改变韩国教育“内卷”的现状，无一例外导致例如将住所登记搬迁至农村等各种钻空子的人出现。

　　此外，韩国从上世纪70年代推行“平准化教育”，直到2010年左右，首尔全市才实现了“高中平准化” ，即废除入学考试，普通高中按照学区抽签分配内审成绩合格的初中生。但国际高中和外国语高中等特殊目的高中一般仍需要入学考试。

　　对此，韩国高丽大学全球化事务校长特别顾问、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朝鲜半岛问题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权小星向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平准化教育”也未能阻挡“江南8学区”的火热。

　　权小星解释称：“简单来讲，这就是一套闭环：好的学校都在江南，导致中产阶层集体搬迁到江南抬高了房价，而现在即便是不看成绩了，但要搬到这个区域需要付出房价已经过于离谱，只能由中高净值人士入住，且这批人愿意为自己的孩子付出，当然会吸引来更多的培训班入驻周边，会导致更多学生参与到提前学习学校课程的内卷，还是会让江南8学区的高中持续保持好的成绩。”

　　韩国统计厅今年3月发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小、中、高中学生的私立教育总支出为27.1万亿韩元，同比增加4.5%。2023年韩国私立教育参与率为78.5%，同比增加0.2%。

　　尽管教育成本高昂，但韩国民众在教育上付出的决心仍然坚定。

　　多位受访者均认为，韩国民众对于教育的热衷既是出于传统儒家思想和多年的路径依赖，即认为只有教育才能让下一代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在经济发展乏力、社会机遇缩减的情况下，希望摆脱自身社会阶级的体现。

　　权小星解释称，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检察官为代表的法律界人士和医疗界人士等“可以靠学习实现身份蜕变”，成为韩国普通民众为数不多可以完成社会阶级跳跃的重要把手。现任韩国总统尹锡悦就曾任首尔中央地检检察长。如果分析这批新晋检察官的学历，不难发现“江南8学区”出身已跃升主流，成为韩国社会精英共同标签的第一步。

　　李国宪则表示：“如果不解决需求这一根本性问题，不能动摇韩国父母对于特定区域的偏好，在教育已经成为刚需的韩国民众的生活中，无论推出哪一类房地产政策，都很难彻底解决学区房的问题，而不断变化的房地产政策使房主与资本的待价而沽成为一种常态。”